在仙女廟，南北走向的芒稻河與東西走向的運鹽河成十字交叉。在這交叉點上，一座芒稻閘控制了兩河的水位。而就是這所在，卻帶來了曠日持久的紛爭。
明清時，芒稻河是導淮入江的主通道。行洪時，需要開閘放水。這時，北來淮水水流很急，鹽船行到這里，險象環(huán)生，時有沉船事故發(fā)生。運鹽河運鹽，行船時需要關閘提高水位，雨澇開閘就會坐誤鹽運良機。而鹽運上關國課，河工又下系民生。這行洪與行船的路線在芒稻閘交集，自然就成了矛盾糾葛的所在。
明萬歷間，建成芒稻閘后，天啟六年（1626）為了利于蓄水運鹽，曾將芒稻閘閘底抬高，到了康熙元年（1662）為了泄水排洪，又將芒稻閘底板降低，但是，依舊解決不了問題。
康熙五十八年（1719）秋，下河七縣受災，河官遵旨開閘放水，但鹽商公然筑埧堵塞。康熙五十九年（1720）河官為防災要開閘提前宣泄，鹽官又行阻止。不得已，高郵，江都的鄉(xiāng)紳吳世燾，謝逢吉等以事關切膚，聯(lián)名上書維揚道傅澤洪。傅也只得以《詳請開芒稻河》的奏章上報朝廷裁決。
雍正初，高郵，江都又發(fā)生水災。時任揚州知府的張師載親臨災區(qū)視察，發(fā)現(xiàn)使災情加重的原因竟是閘官受利益驅使，置里下河民生于不顧，不肯開閘放水所致。他發(fā)現(xiàn)，鹽船經(jīng)過閘口，水深六尺就行了。而眼下水深已超過九尺，可就是還不開閘放水。他當即責令閘役開閘，并就此立下定規(guī)：今后芒稻閘的開啟權直屬揚州府。
然而，行政命令終究敵不過繩頭小利。未幾，還在雍正年間，有年夏天，又發(fā)生澇災，甘泉縣令龔鑒親臨芒稻閘要求放水，可閘官卻以未有鹽官命令為由拒不從命。幸虧這時河道總督稽曾鈞巡河到此，這才厲聲叱令閘官開閘。
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7）時任江南河道總督的稽曾筠的兒子稽璜，隨乾隆南巡。在沿途察看了水勢時，他提出了“因水利導，移遠就近，疏通淮揚運河”的建議，這樣，既便灌溉，又利排澇。實施這一策略后，這一天秋汛大漲，里下河一帶安然無恙。十一月，稽璜又向乾隆帝建議，芒稻閘東有越河，鹽船可以由越河北上直達金灣閘再繞回運鹽河。這樣，鹽船只不過多了纖挽之勞而已，而芒稻閘則可“常年啟放，以利江湖脈絡貫通”。
這一建議得到乾隆的認可，他也認為“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尾閭”，理應“早辟歸江之路”，常年啟放。于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下旨立了芒稻閘上諭碑，明令芒稻閘永禁下閘。
該碑名“泐芒稻閘永禁下板碑”，青石質，置于芒稻河西岸水月庵右側。碑首為云龍圍繞，正中火焰寶珠簇擁著“聖旨”二字。一人多高的石碑屹立在一個厚重的白礬石須彌座上，象一個威武的衛(wèi)士守衛(wèi)在芒稻閘旁。
在上諭碑中，乾隆指出："……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尾閭，向因淮南鹽艘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閘門下板方可蓄水遄行，以致不能啟放合宜……閘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艘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是蓄水與運鹽已自分為兩途，芒稻閘自可長年啟放矣。但恐終狃于蓄水運鹽之習，仍不免因循觀望。夫蓄水運鹽，不過少省纖挽之勞，所費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數(shù)州縣之民生攸系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后，芒稻閘永遠不許再下閘板，俾得暢泄歸江，則諸湖積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帶得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泐石閘畔，俾后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欽此。”后來，乾隆于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到揚州接見陪臣時，又再次重申了芒稻閘永禁下板的事。
在立碑芒稻閘永禁下板開閘放水的同時，為了利于鹽運，乾隆又曾要求拓寬董家溝（今金灣河），石洋溝（今太平溝），道光時，又開新河，均設有三合土滾水埧，以利蓄水。但鹽商關切的是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經(jīng)常去阻撓開閘放水泄洪。加之，時間漸久，法紀松弛，后來鹽商竟公然另行筑埧，重還鹽船直達灣頭的運道，甚至一度把持了歸江各埧的開啟權，運鹽與放水的矛盾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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