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jié)因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筆者宅居一隅瀏覽《高郵縣志》，看到“大事記-1962年”最后一條目時，眼睛為之一亮：“是年張聞天來郵作調查研究。”
多年前，筆者也曾耳聞張聞天于“文革”后期來郵調研農村副業(yè)生產之事。為此也曾走訪一些人士，均未有果。如今從《高郵縣志》中明確記載得知，張聞天是于1962年來郵作調查研究的。那么，張聞天是1962年何時來郵？縣里領導是誰負責接待？在郵調研幾天？調研的內容是什么……
既然《高郵縣志》中有記載，那么市檔案館是否有翔實記錄呢？經市檔案館工作人員的檢索，終于從電腦里跳出了張聞天來郵調研的相關信息——
張聞天與夫人劉英（時任中央某部部長助理）于1962年5月4日上午，由揚州地委書記處書記王大林、夫人方平（曾任揚州地委宣傳部部長）陪同來郵，隨行的還有張聞天的兩位秘書和張聞天、劉英夫婦的養(yǎng)女小倩。
因為張聞天調查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各地生活和生產情況。高郵縣具體負責接待的是從省婦聯(lián)宣傳部調來高郵主持縣委勞動工資部工作（兼任縣婦聯(lián)主任）的夏曉峰女士。
根據夏曉峰女士1998年12月26日寫的《憶張聞天同志來高郵調查研究的情況》筆者得知：
張聞天身材高大，身著灰色中山裝，到達的當天上午，在縣委小會議室由縣委書記曹祝山、副書記潘震球作匯報。張聞天說，匯報簡單些，你們都有事，不要妨礙你們的工作。我這次來主要是多實地看看，多走訪些群眾和基層干部。
張聞天還提出不要派保衛(wèi)人員，這樣可以方便直接到老百姓中去走訪，更能了解實際情況。當時，公安部門已安排好保衛(wèi)人員，后來未派出。
聽完了簡短的匯報和看了群眾生活水平等情況的統(tǒng)計數據后，張聞天便在夏曉峰的陪同下去了高郵城區(qū)附近的泰山大隊調研。張聞天走進生產隊長、婦女主任、民兵隊長等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的家，坐在他們的家里，與他們拉家常似地了解家中人口、各自年齡、身體狀況、家中勞動力以及吃飯、穿衣、發(fā)多少布票、有多少零用錢等等?；鶎痈刹亢腿罕娋拖窈屠吓笥颜勑乃频兀咸喜唤^地向張聞天反映日常生活和田間農作。
臨近中午時張聞天走到一農民家中，一中年婦女正在燒飯，鍋里煮的是胡蘿卜飯。當時農村的口糧分配是每人每天半斤米（250克），因有“十邊地”農民可種些豆類等彌補糧食的不足。生活條件比起前一兩年已有所改善。
張聞天還到田頭看了莊稼的長勢，了解生產農具的使用、保管、維修等情況。有群眾告訴他：“生產油漆水車、糞桶等農具所需的桐油供應困難。”
下午，張聞天到三垛公社機關之前，先下車看田間莊稼、看小秧田的秧苗。問如何育苗，一畝田多少斤種子、多少斤肥料？張聞天看到綠油油的小秧田和“十邊地”的充分利用，很開心地說：“生產都像這樣恢復，土地都像這樣利用就好了。”
在去三垛機關的途中，張聞天看到一患浮腫病的農民躺倒在路邊呻吟，他心情十分沉重，囑咐趕緊送醫(yī)院治療。
三垛公社干部向張聞天反映，農民每人每天半斤糧吃不飽肚子。吃不飽就沒有力氣種田，發(fā)展生產就有困難。
張聞天在三垛除了了解農村生產、農民生活情況外，還調研了農村集市和供銷社的商品物價、貨源等情況。當他看到滯銷的物品時，問一售貨員，哪些商品好銷、哪些商品不好銷？這位銷售員直言相告：貨物是上面分配來的，價格是上面規(guī)定的。好銷不好銷的貨都要接收。如像啤酒，老百姓不買，都堆了好幾年了。張聞天聽后說，商品供應要適銷對路。
在三垛調研，張聞天得知一些“十邊地”利用得好的農民，還能把多余的農副產品拿到集市上交易，換些零用錢。他很高興地說，這是農民的小自由，應該鼓勵。這樣，既有助于農民增收，又有利于農村集貿市場的發(fā)展。
當晚，張聞天一行回到縣委招待所。夏曉峰女士的丈夫王慶漢（于1960年9月由省級機關調高郵縣二溝公社先任副書記后任書記）也從二溝回到縣城，向張聞天介紹了二溝農民生產、生活等情況。
翌日，夏曉峰又陪同張聞天一行赴高郵湖西了解漁民生產、生活，漁業(yè)收購站和漁民生產、生活資料的供應，以及魚價、漁民子女入學等情況。下午，張聞天離開高郵湖西前往江都、揚州等地調研。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廬山會議”上被罷官的張聞天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報告中關于1958年以來缺點錯誤的總結，對張聞天“起了鼓舞的作用”。接著他便響應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要求外出調查研究。在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張聞天于1962年4月18日，從北京出發(fā)，赴江蘇、浙江、湖南三省的城鎮(zhèn)鄉(xiāng)村進行了一次以農業(yè)情況為重點的社會調查，6月25日結束，歷時兩個月零七天。他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就形成于這次調研。
張聞天（1900年8月—1976年7月）上海南匯人，又名洛浦。1925年入黨，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5年2月，張聞天代替博古（秦邦憲）在黨內總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由他主持直到1938年9月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時止。
張聞天在長征途中為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會議——“遵義會議”召開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被稱為“遵義會議第一主角”。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直言不諱地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被列為“反黨集團”成員。1976年7月1日含冤病死于無錫，1979年8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張聞天來郵調研期間，其身份還是“戴罪之人”，但他以忠誠于黨忠誠于人民的崇高理念，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榮辱，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左”的思潮彌漫于整個社會的環(huán)境中，他以堅持科學和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的勇氣呼吁：經濟工作不能僅憑一時的熱情前進，也不能躍進，必須尊重其客觀規(guī)律。他在市場經濟方面的成功探索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行工作重點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理論先聲。
十分遺憾，張聞天58年前的高郵之行未留下任何圖片資料。行文至此，筆者建議：高郵當為張聞天在調研之地勒石記志，緬懷這位胸懷坦蕩，“用一切辦法實際改善工農生活”而為民請命的關心民眾疾苦的中共元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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